文丨卿心君悦

1919年4月，继《狂人日记》，鲁迅又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二篇小说《孔乙己》。

谈起孔乙己，如今我们还记得什么？

迂腐“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脸红脖子粗地争辩“窃书不能算偷”，卖弄地教酒店伙计“回”（是回，不是茴）字的4种写法，“偷了丁举人”被打断了腿……

然而，将这些特质拼凑到一块组成的人物画像，却并不是真实的孔乙己。

因为，小说中的孔乙己是披着一层流言外衣的——有酒店伙计的道听途说，更有“短衣帮”的恶意构陷。

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鲁迅想让我们看到的孔乙己，是一个读书人被网暴的悲剧。

而这篇文章，要还原的就是一个真实的孔乙己。

被流言中伤的可怜人

关于孔乙己，我们所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酒店伙计的回忆。是的，这篇小说其实是一段回忆——20年后的酒店伙计，对当年之事的回忆。

而回忆这东西，本身就带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

在酒店伙计的回忆中——

咸亨酒店有三个区域，一个是曲尺形柜台后面的经营区，一个是专供“长衫”主顾坐着喝酒的单间，剩下的是让“短衣帮”站着喝酒的大厅。

酒店掌柜脸凶心黑，总想着往酒里掺些水；主顾们无论“长衫”还是“短衣”态度又都不好，以致酒店冷冷清清的，年轻的酒店伙计只能拘着不敢言笑。

唯一能打破这种氛围的人，就是孔乙己，每次他的到来都会给大家增添不少欢笑——乐子。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的人中唯一穿长衫的人；身材高大，脸色青白，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皱纹里常夹着伤痕；说话时满嘴的“之乎者也”，因为他姓孔，有人便根据“上大人孔乙己”这句摸不到头脑的话，给他起名叫“孔乙己”。

对于孔乙己的生平，是酒店伙计道听途得来的：

孔乙己读过书，但没有进学，又不会做生意，所以越过越穷。好在孔乙己写得一手好字，平常帮有钱人抄抄书，能混口饭吃。

但是呢，孔乙己好吃懒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说，时不时还顺走书与笔墨纸砚，以致维持温饱的营生丢了。为了生存，孔乙己不时就去“偷”一下，所以孔乙己的身上总有伤。

为了让我们相信，酒店伙计又讲了一个事例：

孔乙己来喝酒，“短衣帮”的人问孔乙己：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

见孔乙己没有回应，“短衣帮”的人又故意大声问：

“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

孔乙己反驳道：

“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短衣帮”的人戏谑地说：

“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

孔乙己涨红了脸，脸上暴出条条青筋，恼羞成怒地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随后，又补充了一系列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的。

就这样，一个一事无成、带着穷酸气、品行又不好的落魄书生形象，在我们心底悄然形成了。

可这是真的吗？一定是对的吗？

在故事中，有三个极易忽略的小细节：

一是，酒店伙计无意间的证词：“但他（孔乙己）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

二是，对“孩子”热情，请吃茴香豆；对酒店伙计真诚，给小伙计讲“回”字的四种写法，要知道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国学、童叟无欺的学问，即便放到今日，也没多少人能写得出来。

三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坚守着“君子固穷”——出自《论语·卫灵公》，原文“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说的是君子哪怕穷困到吃不上饭，也不能改变操守，向人乞讨索要。

只要我们能细想就会发现，具有这三种品质的人，又岂会是酒店伙计和“短衣帮”口中那样的人呢？

回到酒店伙计提到的那个事例，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孔乙己的争辩，是丑闻被揭发的恼羞成怒。

但可曾想过，那也许是孔乙己面对他人的恶意抹黑，百口莫辩下的悲哀呢。

至于那一句“窃书不能算偷”，并不是孔乙己变相承认了自己“偷书”，而是一位读书人最后的反抗——你说我偷书，可你连“窃”与“偷”都分不清。（窃书与偷书真的是两码事，因为篇幅关系，这一问题在后续的文章详细解读。）

有人会问，如果孔乙己没有问题，为何“短衣帮”的人不去欺负别人；如果孔乙己真的没有问题，那么为何没有人为他辩白？

答案很简单，这就是鲁迅要批判的人性。

在《阿Q正传》中，也有类似的场景——闲人们都爱拿阿Q头上的癞疮疤取笑。

一个既穷且困的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人一旦沦落到弱者地位，就会有人对其施加凌辱和耍笑。因为，世人喜欢欺软怕硬，喜欢落井下石，见到可欺者，立即就能调动起施虐的热情。

由救赎到忏悔

如果说孔乙己是一个可怜人，在咸亨酒店里还有另一个可怜人——就是故事的叙述者，20年前咸亨酒店的伙计——

“我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

12岁的小伙计，在咸亨酒店并没有得到掌柜的重用，先是觉得他样子太傻，怕不讨“长衫”主顾喜欢，被安排给“短衣帮”打酒，而打酒小伙计又不会掺水，若不是“荐头的情面大”，掌柜就把他辞了，没办法便让伙计负责温酒这一无聊的职务。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在咸亨酒店没混好、不受待见的伙计，与落魄的书生孔乙己是存有某种相似性的。

也正是因此，伙计才倍加关注孔乙己，然而相似的生存状态却没让伙计对孔乙己有所同情，反而也跟着嘲笑戏弄，甚至蔑视孔乙己。

这一点从伙计心中的那句“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就能看出一二。

而伙计会有这种态度，理由也很简单，因为“荐头的情面大”，让伙计自认他比孔乙己的地位要高一些，是跟“短衣帮”站在一个阵营里的。

对此，20年后的伙计后悔了吗？

虽然仍有逃避，但其实是后悔的。

对此的依据，有三个：

第一，在回忆中，伙计提到孔乙己教他写“茴”字的这件事。面对孔乙己的考问，伙计先是不屑，后又不耐烦地回了句“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

孔乙己听后极为高兴，又问“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而伙计努着嘴走开了。

在回忆中，伙计提及他走开后，孔乙己“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可伙计的后脑勺是没有眼睛的，他不可能看到这一幕，也正是这一幕暴露了伙计20年后的悔恨心理。

伙计在回忆中“虚构”出孔乙己的情感反馈——惋惜的表情，是想让自己内心的情感得到某种救赎。

这不是我的个人臆想，要知道写这篇小说的人，是对细节有极大把控力的鲁迅。

第二，无论20年后的伙计如何逃避，在回忆中还是表露了一个态度——孔乙己是当年唯一给过他热情、温暖与尊重的人。

在孔乙己考问伙计会不会写“茴”字时，因没得到伙计的及时回应，孔乙己说道：

“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

孔乙己的态度是真诚的，没有趾高气昂与蔑视，教其写字，是希翼伙计将来能当掌柜。

20年后，伙计想到了当初自己的傲慢与冷漠，再想到孔乙己的态度，内心自然会有阵阵绞痛，这绞痛就是他的悔恨——后悔自己亲手掐灭了身边唯一带有人性温度的蜡烛。

第三，在回忆中，伙计着重描写了与孔乙己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一次，孔乙己用双手走到酒店来喝酒。当伙计把酒放在门槛上，孔乙己“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

放到手里，是孔乙己对伙计的尊重，而那四文大钱的重量，就是20年后伙计再次想起这件事时，悔恨情绪的重量。

从文学的角度来说，鲁迅安排伙计在20年后再次回忆孔乙己，就是想让伙计通过构建回忆来达到自我救赎。

然而，在回忆的结尾，孔乙己还是消失了，伙计意识到自己也同“短衣帮”一样对孔乙己的“消失”（伙计猜测孔乙己是死了）负有难以逃脱的责任，自我救赎相当于失败了，忏悔情绪油然而生。

什么是忏悔？

一种无法弥补的罪恶——由于你的过失，做错了一件不能挽回的事情。忏悔里面不仅有悔过、有反省，还有一种无以挽救的苦痛。

这种意识到自身错误——救赎——忏悔的模式，就是鲁迅写小说的惯用手法，在小说人物的忏悔中，掺杂着鲁迅自我的反省以及对人性的深思。

孔乙己的结局——门槛的暗示

在《孔乙己》的结尾，鲁迅写到：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孔乙己真的死了吗？

不！

很可能孔乙己只是离开了鲁镇。

在回忆中，伙计最后一次见孔乙己，有这样一段描述：

“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注意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点：“门槛”与“蒲包”。

先来说“蒲包”，孔乙己腿折了，那么为了行走，在腿下垫一个蒲包挂在肩上，防止腿磨伤，这似乎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残疾人的真实写照，是写实的。

但是，“蒲包”本身也具有象征的意义，是出门远行必备的行囊。

当然，仅凭此就猜测孔乙己离开了鲁镇是有些牵强，但考虑到“门槛”这个词，情况就不一样了。

请再注意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是继《狂人日记》后的第二篇。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曾多次发声如果想要摆脱吃人的罗网，只要肯跨过“一条门槛，一个关头”就足够了。

而在《孔乙己》中再一次提到“门槛”，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

伙计把酒放在孔乙己坐着的门槛上，那最后一碗酒，相当于鲁迅借伙计之手给孔乙己安排的一碗践行酒——致敬他跨过了“门槛”。

有人会问，“断腿”的孔乙己为何要离开鲁镇，鲁迅又为何要如此安排？

这就要结合鲁迅的生平了。

对于鲁迅来说，他极为理解（不仅仅是同情）被流言中伤的孔乙己。

在《琐记》中，鲁迅曾自述过童年的一段遭遇：

“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当时的鲁迅与小说中的孔乙己的状态是一样的，面对流言的攻击，无力解释，也没法辩白。

流言是事实吗？

不是。

可不是事实的流言，却会让听到的人产生“应该有、可能有、也许有”的猜测，而这种猜测就相当于给一个人泼上了抹不掉的黑油漆。

最终在流言袭身下，鲁迅作出的选择是：

“好。那么，走罢！”

由此鲁迅离开了故乡，在愤恨中踏入了学堂。流言的流弊，是鲁迅一生难以释怀的恨，也因此鲁迅会大骂流言“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出自鲁迅《并非闲话》）。

至于为何鲁迅如此安排孔乙己的结局，很可能是因为鲁迅想向我们说明：

促使人跨过“门槛”的力量，不是思想与理念，而是自身意识到的耻辱和憎恶。

至于，跨过“门槛”的孔乙己，是像“苍蝇”一样回到了原点（鲁迅《在酒楼上》），还是成为候补的“狂人”（鲁迅《狂人日记》，亦或是成为杜师长顾问的魏连殳（鲁迅《孤独者》），并不好说。

但可以肯定的是，孔乙己跨出了那关键的一步。

结语

自古以来，中国存有两种读书人。

一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功了就是天才，不成功就是笑料；

一种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名了就是思想家，不成名就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没落者。

孔乙己属于哪一类，大家一目了然。

但这是孔乙己的问题吗？

并不是！

而是长久以来育人模式存在的问题。中国封建思想在人心中留下的是“学而优则仕”，却没有告诉人——更要做一个有知识、有理想、有操守、有追求的人。

孔乙己的悲剧，看似是他没有成为“人上人”，可成为“人上人”的丁举人就是一个成功者吗？

似乎并不是吧。

同时，通过这篇文章我们还应反思一下人性为何如此凉薄——

同样处于底层，为何“短衣帮”要以取笑孔乙己来获得“快乐”呢？这是因为不同群体、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的天然“隔阂”所导致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何在《阿Q正传》中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乡下人阿Q，一进城就认为城里人可笑，城里人油煎大头鱼，放切细的葱丝，而在乡下却要放半寸长的葱叶。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存在某种“隔阂”。

可是，当阿Q从城里回到乡下，又会觉得乡下人可笑，因为其他乡下人没见过城里人的“煎鱼”。

那这一点又是为什么呢？

卿心君悦，读别人的故事，过自己的日子。用文字温暖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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