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2009-03-25发表的《TechWeb科技》

一、绪论

您所面对的，很可能将成为全球财经界的“水门事件”。它已经超愈了一般的所谓企业家欺辱科学家的层面，也超越了了一般意义上，对企业创始的功勋人物兼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并利用近2000万元人民币广告费公开压制批评媒体、批评记者的事件。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背景和能量，在长达十多年岁月中，创造了“柳传志是有效数字1，法律是0”的奇迹？抑或，这一切纯属捏造、诬陷？请阅读证据……

二、质疑联想原罪

究竟柳传志神通广大？得道多助？创造了神奇的：法律＝0，社会公义＝0，柳传志才是有效数字1的奇迹？还是倪光南从一开始就在诬告，失道寡助呢？让我们阅读证据。

1、谁在充当联想过错的保护伞？

1999年，八位院士收到倪光南举报信后；2000年，四位全国人大代表，曾先后就此问题向北京联想集团的上级主管，当时控股股东――中科院提出质询。

这一年前后，应八院士和四位全国人大代表强烈要求；再加上于此期间即2000年1月3日，当时一家发行量20余万份，所谓IT第一大报《计算机世界》所发表《痛苦的裂变》长篇报道，对问题进行曝光，已引起相当轰动社会关注；中科院在相隔一年的两次答复中，不得不愈益清晰地呈现出柳传志在香港联想上市过程中涉嫌违规的客观证据；然而，针对于此，中科院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在“柳倪之争”中，“挺”柳“抑”倪的态度。

正是基于联想上级主管部门――中科院的表态，柳传志和联想集团才敢于在1999年9月2日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公开开除和羞辱倪光南院士；也才敢于在2000年1月17日再一次以大型新闻发布会的方式，与当时中科院副院长一道，公开批判《痛苦的裂变》报道作者以及当时报社领导，并公开地报复性地停止了在这个报业集团近2000万元人民币每年的广告投入；随后，为肃清《痛苦的裂变》带来影响，柳氏联想策划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新的舆论攻势……

每一个人，由于某些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原因，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都有可能做错事。此间，恐怕只有唐三藏可以例外。人们一旦做错事，大多会有心理阴影。尤其当这样的错误，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人们总会想方设法掩盖，甚至不惜找来替罪羊，正所谓一朝铸成大错，往往一错再错。在没有客观监督，没有法规约束的情况下，这原是人性的基本规律。

如果说1992年，柳传志在香港联想上市筹备工作中的确做了错事，尽管在当时国有企业产权机制严重畸形的前提下，为保护自己权益，其错情有可宥。毕竟联想仅仅从20万元人民币起家，它并不是某个原本就家财万贯，最后却被败家子挥霍一空的巨型国企。柳传志和倪光南2个人，都为它付出巨大的劳动、智慧和情感，都是功勋卓著的创始人。可是这552万美圆，毕竟是国有资产，不是柳氏家族的私产。

其理，其事实本身，断难一笔勾销。因为，毕竟它牵扯了从国家的552万美圆，到2亿股（后来联想股票1分4，相当于8亿股）香港联想股权，再到近百亿港元巨款的干系，它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究竟有多少亿？

柳传志不幸遭逢了像倪光南这样软硬不吃，压不跨，煮不烂，正所谓“一根筋，轴到底”，迂腐的顽固派书生，在了解事实真相以后，倪对柳传志的为人已产生根本的怀疑和不信任感。而柳传志当时已覆水难收，552万美圆与巨额股权已经“借”给香港人，倪、柳之间曾经美好的友情不可能不破裂。

在倪光南不断质疑与举报过程中，中科院主管领导时阴时阳的态度实在耐人寻味……

而本文作者，作为被柳传志和中科院前副院长深恶痛觉，始而全盘否定，继而拼命忘却――《痛苦的裂变》报道作者。我无法不使自己保持，对自己笔下对象密切关注。无论在联想以历史上营业额最小规模（比别的赞助商小十倍级）的身量，强行晋身为奥运赞助商的光环中，还是在曾经被视为镁国精神象征――IBM，新近撑起来的蓝色“保护伞”之下。我似乎都不能不看到柳传志在《痛苦的裂变》事件中，如此愤怒，以至于对文章层层封杀的根源。那是每个人求生存、自我保护的本能。即使在过于闪亮的灯光下，我也不能不看到柳传志的一种无奈和心虚……

祛除鬼魅最好的办法是面对它，付出应当付出的代价，纠正可以纠正的错误，向应当赔礼的对象道歉，付出应当付出的赔偿，然后才有可能光明正大地驱除它。当然，这也未尝不意味一种风险。譬如克林顿，当他承认了他的错误，反而最终迈过了这道坎儿；而尼克松的命运却刚好相反，他不得不为他的错误付出他原本不愿付出的代价。这便凸现法规和纨法部门存在的必要。

在作者对“柳倪之争”长年跟踪和研究中，不能不对中科院有关领导态度产生莫大怀疑，似乎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不公平，也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部门保护，一般意义的网开一面，是否已构成严重包庇、严重渎职的违规行径？中科院、联想和柳传志，对举报人倪光南、对持异现的媒体、记者，如此公开而长年的“欺压”即使面对审记风暴，却依然能够安然无恙吗？其道理何在？情理何在？法律依据何在？或者，这一切真的理所应当？原本就理应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

2、1999年2月，中科院答复8院士及其连锁反应。

1999年年初，王元、王守觉、方守贤、白以龙、许国志、严陆光、杨乐与何阼庥院士在收到倪光南举报信后，就柳传志在香港联想上市过程中涉嫌违规的问题向中科院提出质询。

1999年2月12日，中科院给予8院士答复称：根据种秧领导批示，中科院组织10人调查组，于1997年7月赴香港进行了历时24天调查，其结论为：“国家审记署与监察部联合调查报告中，提出问题均系工作中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规问题。香港联想1995年的亏损原因已查清，已采取的改进措施是落实的，有效的。贷款给港方负债持股是基于当时客观条件和北京联想取得控股地位的需要。目前，港方已全部还清贷款和利息。”

应当说半年后1999年9月2日，由联想集团召集，公开开除倪光南院士的那个新闻发布会，严格遵照了这个批示精神。这也是9月6日，因极度震怒、伤心和失望，而陷入迷茫的倪光南写出《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又与9月7日写出《我的自我批评》的主要缘由。文章在互联网上公布后，有一些同情倪光南的人，认为老倪在巨大压力下使用了春秋笔法；还有一些同情倪光南的人则和老倪一样，陷入暂时性迷茫。

倪光南没想到，联想集团――这个自己曾为之付出十年心血、汗水，并为之创造亿万财富的企业，会公然召集新闻发布会，以这种羞辱的方式，公开宣布：开除他这个年已60岁的创始人，公开剥夺这个居功奇伟的创始人理应获得的全部股权。

如果这是柳传志与倪光南之间一场心理战，柳赢了。倪光南在伤心和震怒中，几乎丧失斗志，几乎陷入混乱、迷茫，这帮了柳的忙。

倪由此开始面对媒体，此前，他的保密意识很强，只向上级举报，从不跟记者“泄密”。然而，这个时期，年轻的众记者折服于柳传志的人格魅力和特有的亲和力，媒体们更需被柳传志所主宰，联想集团的广告投入。倪光南虽然不断向记者申辩，可是，在那个强、弱势力对比如此明显，“公开开除、剥夺权益兼批斗事件”之后，众媒体却几乎一边倒地赞同强势者，无意或者刻意，回避柳倪之争的根本――柳传志向香港人“曲线赠送”巨额权益是否合法的问题。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有一批公正的媒体，挺身为弱势者主张权益。可是，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中文媒体在“柳倪之争”中，不然集体失语；不然便成强权或强钱喉舌，毫不追究真相，毫不顾及良知、社会公义和法律尊严的做法，实在令人扼腕！

在这次公开的批斗与惩罚会议之前，与其他记者一样，作者也曾对联想集团和柳传志本人，充满欣赏。正是联想这一次过分渲染自己强势，不惜对弱势者公开羞辱的行径，才使作者本人头一次，对联想，对柳传志个人的敬佩，打了一个折扣。

1999年10月，作者曾采写一篇约3000字的报道，因文章陈诉柳传志资本运作过程中可能违反法规的根本问题，并存在同情倪，严厉批评联想过分霸道行径的倾向性，先后被一家种秧级刊物和一个作者本人最看重的媒体“枪毙”。

随后，作者在2000年1月3日《计算机世界》发表2万余字《痛苦的裂变》报道……翌日，新浪网对《痛苦的裂变》进行全文转载。

1月5日，联想宣止在计算机世界报业集团每年近2000万元的广告投入，并以公函指责《痛苦的裂变》“严重错误”。作者当即表示文责自负，如果报道的确失实，请具体指出，大家公堂上见，但报社领导采取了相反的态度。

1月8日，在宫玉国主导下，当时Chinabyte刘琪、龙利平组织IT和传媒业一批精英学者陆续对《痛苦的裂变》事件展开讨论。

1月13日，纽约的米阿仑发表《离婚是离谱的结果》；

1月14日，著名媒体评论家孙坚华发表《IT英雄发烧友》；

1月14日周四，《南方周末》以2个整版篇幅《联想与计算所始乱终弃？》为题对它进行转载。

1月17日周一，中科院和联想集团共同召集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此后，会议的怒喝被一些乖巧的媒体传达到许多的地方。同日《北京青年报》胡延平记者以整版篇幅指责《痛苦的裂变》代表了改革中“落后群众”的落后认识。

然而，所幸的是，在这之间《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始终保持了公正而冷静的态度。

1月18日，著名媒体评论家张西明发表《对一篇报道所引起震荡的几点思考》；

1月21日，镁国硅谷的雁鸣发表《中国IT业界第一次焦点访谈》随后的5年中，接连发表了5篇评论文章。

1月25日，社科院闵大宏教授发表《成熟的媒体与成熟的社会》……

虽然《痛苦的裂变》遭到联想打压，让作者终于亲身体验了金钱在当今中文媒体中神奇的力量。尽管如此，它依然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共鸣和支持。这些学者的声音极大支持了倪光南，也鼓励了《痛苦的裂变》作者。

倪光南很快从被公开解聘事件中走出来，继续他在中国推广Linux，发展中国IT核心技术的努力。

3、2000年，中科院对4位人大代表答复，已凸现基本证据？

随后，全国人大代表陈俊亮、过慧芬、陈建生、顾诵芬在收到倪光南举报材料并阅读中科院1999年给予8位院士答复后，再一次向中科院提出质询。

2000年9月12日，中科院函复如下，传达如下信息。

1992年，香港联想为上市进行增资扩股，其中，港方吕谭平、吴礼益、张立基和郑国立作为个人，其增资扩股的资金是由北京联想借袋的。四人借袋金额分别为，吕谭平215.40625万美元、吴礼益215.40624万美圆、张立基77.45932万美圆、郑国立44.308307万美圆，共计552.58012万美圆。港方因此股本金增至1亿港元，股权比例增至43.3％。截至1997年8月15日，港方借袋该款时间长达5年，方才在北京联想对香港联想实现整合，香港联想股票上升以后，靠抛售股票，还清了这552.58012万美圆的借袋。这里面的问题在于。

首先，北京联想向港商个人借袋552.58012万美圆的巨款，来源何处？是北京联想的自有收入，还是北京联想从银行的贷款？无论来源何处，它并非柳传志的个人财产，是否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申报？按照《外汇管理条例》第6条“凡有国际收支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针对此，冉志江律师一针见血的指出：“首先，无论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到了今天，国家法规明令指出：非金融机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不得借袋资金给个人；国企股份制改制，不得将其自有资金借袋给外商个人。其次，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外汇、特别是大宗外汇，出境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局的批准或者备案。”从行政法规到《刑法》直至近年全国人大的决议，都有挪用公款转借他人的法律解释，都严禁将国有企业公款（含银行贷款）转借他人，更何况转给外商“负债持股”中纪萎的规定更为严厉。

可是至今，无论联想还是中科院，均未出示中科院或者外汇管理局准许这552.58012万美圆出境，并且准许将它借袋给外商5年，用以对香港联想负债持股的证明文件。

反倒是倪光南指出，这一件由柳传志亲自操作的借袋行为，甚至并未获得北京联想及其全资子公司－－南明公司（北京联想向港商借袋巨款，是以南明公司作为介质完成的。作者注）董事会的同意。作为当时北京联想及南明公司董事会的董事倪光南，北京联想董事长及南明公司董事的曾茂朝，2个人当时根本不知此事，也从未因此在董事会会议上讨论过此事。其证据为1995年11月28日，倪光南、曾茂朝与张祖祥联名签署的文件。全文为：

“南明公司董事会张祖祥同志：香港联想财务部陈勤同志要求我以南明公司董事的身份在有关文件上签名，证明我未与南明公司有任何借袋关系，也未收取过薪水，我已签了字。我要声明的是：我从未参加过南明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我从未看到过南明公司的财务报表。您如认为我所说的情况属实，请予批示为荷。此致敬礼！”签名为：“倪光南、曾茂朝与张祖祥”。事实上，倪光南早于1995年6月，便已被联想免去总工程师职务，这份签名文件却发生在1995年11月28日，其来历如何？

一个国有公司的总裁，在未经董事会讨论的前提下，将巨额外汇借袋给外商个人负债持股长达5年，是否已构成挪用公款的违规行径？

按照《刑法》第272条，其对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的诠释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袋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刑法》第169条，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与此案可能相关的还包括《刑法》第166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刑法》第193条，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1条《逃汇罪》以及《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国有资产暂行管理条例》、《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和《银行法》等等。

事实上，中科院2000年9月12日给予4位人大代表的答复，虽然一如既往地“挺”柳“抑”倪，但他们也不得不说出了部分基本事实。